政府：“守夜人”還是“撞鐘者”？
2004-04-27
作者：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
淘金西部之市場潛力
“撞鐘者”角色對西部而言更具有現實意義。西部如果僅僅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，那就只能實現追隨發展。
至今回憶起來，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還“耿耿于懷”：“根本就沒有想到，當地政府最后還有這么一招！要追究責任的話，只怪我們經驗還不足。”
原來，在山東某市，萬達投入巨額資金開發一個房地產項目，生意順順利利談下來，工程也平平安安結束了，但大名鼎鼎的萬達最后竟沒能辦下產權證———原因很“簡單”，當地政府表示，“拆遷土地的面積算丟了，造成計算錯誤。如果要辦產權證，必須把土地賣價再提升30％”。
根據相關規定，交房后在90天內如果開發商沒有辦下產權證，購房者可以向開發商索賠。多方努力無果之后，萬達最后只好向業主賠償巨額資金……
政府誠信
站在企業家的角度來看此案例，“受害者”王健林表示，毫無疑問，該市今后3－5年的招商引資工作都將為此舉付出代價———“試問，有哪個投資者還敢到它那里去投資？”
王健林認為，“讓企業可以安心經商”是政府改善投資環境的最核心工作之一，不能把投資環境簡單理解為優惠政策、執政效率、工作流程透明化等，“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企業對投資環境的理解都有偏差。”
針對如何“安商”的問題，王健林認為，第一，不管是外資還是內資，本地投資者還是外地投資者，國企投資者還是民營投資者，全國投資者還是全省投資者，都要一視同仁，讓投資者靠市場賺錢；第二，必須大力建立誠信政府。最近一份邀請函讓王健林感觸頗多———今年七八月間將在大連建立全國首家信譽聯盟，“參加名單中的單位只有行業、企業，就是沒有政府”。
在投資西部的過程中，政府的角色究竟該如何轉換？除了帶有“扶貧”味道的投資“熱情”之外，西部到底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能吸引東部沿海的投資者進入？對此，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“一語驚人”：“西部究竟有什么優勢能吸引東部企業來投資，我還沒發現。”
在浙江省11個省轄市的GDP排名中，溫州曾長期占據三甲位置。但是2002年的統計結果出來，溫州的GDP出人意料地滑落到浙江省第7位；進入2003年是每況愈下，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數第二，7、8月份則連續兩月倒數第一。
政府的職責是什么？“有形之手”的管理邊界究竟在哪里？
張弛之道
在很大程度上，這是一個“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”的問題：有人認為政府應該“無為而治”，有人則認為政府應該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。
四川通威集團董事長劉漢元認為，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，在某種意義上而言，是“放”出來、“打”出來的，而不是“管”出來的，如農村改革、家電行業、溫州打火機等。
“就拿打火機來說，小小家伙國際揚名，但曾經被認為重復建設過多。”劉漢元表示，正是溫州政府的“無為而治”，才有了曾經神奇的“溫州現象”。
但現在溫州排名靠后了，有人歸咎于政府管得太少。“我認為，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倒過來反其道而行就可解決的，否則政府機構設置會越來越臃腫，公務員會越來越多，最后即使高薪養廉，也未必能解決一些實質問題。”劉漢元說。
相比20多年前的重復建設，現在的投資主體已越來越細化、明晰。劉漢元表示，銀行應該盡量讓他們去投資，市場是不打不相識，“美國人均電是一萬度，香港是個消費型城市，人均也有六千度，我們大陸只有一兩千度，還差得遠呢。該讓投資的就讓投資去吧。”
在政府宏觀調控上，上海復星集團副董事長梁信軍表示，政府轉換角色要重點做好三件事：一是改變勞動力成本過低的狀況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必須發展教育；二是執政效應，政府說了到底算不算，建議還是字面上的東西來得實際些，防止今天給優惠明天又來卡人；三是政府一定要做好資源的配套規劃，“你到底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”。
四川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則表示，“安商”也好，“投資環境”、“宏觀調控”也罷，核心問題是政府的角色轉換———政府不僅僅是“守夜人”，更應該是“撞鐘者”———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。
顯然，“撞鐘者”角色對西部而言更具有現實意義。梁信軍就表示，西部如果僅僅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，那就只能實現追隨發展。(何忠平)
“撞鐘者”角色對西部而言更具有現實意義。西部如果僅僅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，那就只能實現追隨發展。
至今回憶起來，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還“耿耿于懷”：“根本就沒有想到，當地政府最后還有這么一招！要追究責任的話，只怪我們經驗還不足。”
原來，在山東某市，萬達投入巨額資金開發一個房地產項目，生意順順利利談下來，工程也平平安安結束了，但大名鼎鼎的萬達最后竟沒能辦下產權證———原因很“簡單”，當地政府表示，“拆遷土地的面積算丟了，造成計算錯誤。如果要辦產權證，必須把土地賣價再提升30％”。
根據相關規定，交房后在90天內如果開發商沒有辦下產權證，購房者可以向開發商索賠。多方努力無果之后，萬達最后只好向業主賠償巨額資金……
政府誠信
站在企業家的角度來看此案例，“受害者”王健林表示，毫無疑問，該市今后3－5年的招商引資工作都將為此舉付出代價———“試問，有哪個投資者還敢到它那里去投資？”
王健林認為，“讓企業可以安心經商”是政府改善投資環境的最核心工作之一，不能把投資環境簡單理解為優惠政策、執政效率、工作流程透明化等，“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企業對投資環境的理解都有偏差。”
針對如何“安商”的問題，王健林認為，第一，不管是外資還是內資，本地投資者還是外地投資者，國企投資者還是民營投資者，全國投資者還是全省投資者，都要一視同仁，讓投資者靠市場賺錢；第二，必須大力建立誠信政府。最近一份邀請函讓王健林感觸頗多———今年七八月間將在大連建立全國首家信譽聯盟，“參加名單中的單位只有行業、企業，就是沒有政府”。
在投資西部的過程中，政府的角色究竟該如何轉換？除了帶有“扶貧”味道的投資“熱情”之外，西部到底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能吸引東部沿海的投資者進入？對此，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“一語驚人”：“西部究竟有什么優勢能吸引東部企業來投資，我還沒發現。”
在浙江省11個省轄市的GDP排名中，溫州曾長期占據三甲位置。但是2002年的統計結果出來，溫州的GDP出人意料地滑落到浙江省第7位；進入2003年是每況愈下，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數第二，7、8月份則連續兩月倒數第一。
政府的職責是什么？“有形之手”的管理邊界究竟在哪里？
張弛之道
在很大程度上，這是一個“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”的問題：有人認為政府應該“無為而治”，有人則認為政府應該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。
四川通威集團董事長劉漢元認為，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，在某種意義上而言，是“放”出來、“打”出來的，而不是“管”出來的，如農村改革、家電行業、溫州打火機等。
“就拿打火機來說，小小家伙國際揚名，但曾經被認為重復建設過多。”劉漢元表示，正是溫州政府的“無為而治”，才有了曾經神奇的“溫州現象”。
但現在溫州排名靠后了，有人歸咎于政府管得太少。“我認為，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倒過來反其道而行就可解決的，否則政府機構設置會越來越臃腫，公務員會越來越多，最后即使高薪養廉，也未必能解決一些實質問題。”劉漢元說。
相比20多年前的重復建設，現在的投資主體已越來越細化、明晰。劉漢元表示，銀行應該盡量讓他們去投資，市場是不打不相識，“美國人均電是一萬度，香港是個消費型城市，人均也有六千度，我們大陸只有一兩千度，還差得遠呢。該讓投資的就讓投資去吧。”
在政府宏觀調控上，上海復星集團副董事長梁信軍表示，政府轉換角色要重點做好三件事：一是改變勞動力成本過低的狀況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必須發展教育；二是執政效應，政府說了到底算不算，建議還是字面上的東西來得實際些，防止今天給優惠明天又來卡人；三是政府一定要做好資源的配套規劃，“你到底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未來”。
四川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則表示，“安商”也好，“投資環境”、“宏觀調控”也罷，核心問題是政府的角色轉換———政府不僅僅是“守夜人”，更應該是“撞鐘者”———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。
顯然，“撞鐘者”角色對西部而言更具有現實意義。梁信軍就表示，西部如果僅僅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，那就只能實現追隨發展。(何忠平)